[21]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原则上，如果并不明显存在其他限制较少的替代手段，就应该认可其正当性，而并不能要求其所选择的限权手段一定是侵害最小的。1.比例原则与合比例限制 在宪法理论中，这种限度要求主要来自于比例原则。
这一原因也导致很多人在提前获知武汉封城的消息后选择离汉。[28]这一点放在平等权的保障问题上就是，国家负有义务确保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确保其不会因各种原因而受到歧视，但私人主体并不负担此项义务，其可以自由地、差异性地选择缔约对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又在及时、准确之上加入了全面要求。《突发事件应对法》44条、第45条中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在发布预警警报后，其应定时向社会发布与公众有关的突发事件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并对相关信息的报道工作进行管理、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发布可能受到突发事件危害的警告，以及及时向社会发布有关采取特定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危害的建议、劝告，这些规定同样可以理解为政府在发布预警后应履行的信息公开义务。其二是信息自决权，即公民可自我决定在何时以及在何种范围内对外公开个人生活事实。
对公益目的除需考虑其重要性级别外，公益保护的迫切性同样是须考虑的因素。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平等权在水平的私人关系上就没有任何作用。法官考评委员会主任由本院院长担任。
其一是授权的主体必须具有足够的民主正当性和权威性，且授权主体不是越多越好，相反，是越少越好。（一）《法官法》第 3 条规定法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检察官法》第 3 条同样规定检察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主任委员人选如何确定，其具体的办公机构如何运作等等，亦需要同时明确地予以规范，像修订后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这样仅仅规定其中法官、检察官的代表不少于三分之一是远远不够的。同时，第72条对司法院院长、副院长、大法官、最高法院院长、最高行政法院院长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的俸给，分别单独予以列明。
与此同时，现行《宪法》还从反面规定包括法官和检察官在内的国家工作人员要承担被申诉、控告或检举之后果。新《法官法》和《检察官法》中较为明显的复述性法条，可以举隅如下： （一）《法官法》第 7 条规定法官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检察官法》第 6 条规定检察官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因为人大或其常委会和法院、检察院不但不是同一个机构，而且事实上办公场所往往相距较远，对于法官、检察官的职务变动（《法官法》第 20 条第3项、《检察官法》第 20 条第3项）或因违纪违法不宜继续任职的法官和检察官（《法官法》第 20 条第8项、《检察官法》第 20 条第8项）要第一时间知情，是不大可能的。众所周知，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法均有关于法官和检察官结案时间之规定，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和检察官具体个案的结案时间，受案件本身的繁简难易程度、案件当事人的配合程度及法院和检察院工作量等多种因素左右。法官与检察官的等级和晋升问题不是《法官法》和《检察官法》最基本的内容吗？大修之后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竟然照样尽付阙如，拱手相让于另行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加强法官助理队伍建设，为法官遴选储备人才。
因而，确定法官员额和检察官员额数量的机关，应当是全国人大及地方各级人大，此外的任何机构或个人都不具备像人大那样的正当性和权威性。[14] 当然，《法官法》第39条规定法官考评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为五至九人。如关于两高遴选委员会并没有具体规定其遴选委员本身如何遴选产生，其委员结构如何，其主任委员人选如何确定，其具体运作机制怎样，等等。《检察官法》第40条规定检察官考评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为五至九人。
同样地，《检察官法》也是像《法官法》那样笼统地规定担任检察官必须具备的条件（第 12 、 13 条），但这种笼统之规定其缺陷是非常明显的。除了以上分析的无头型法条外，还有不少其他无头型法条，如《法官法》第 45 条是有关法官奖励的条款，但此等条款一概回避奖励的主体是谁的问题，而仅仅规定法官的奖励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32]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10页。规定之详尽，可谓充分彰显了说明性法条的规范化本色。
那它到底是谁，只能问立法者，而立法者又没说。所谓与其职责相适应的工资制度云云，解释的空间过大，缺乏应有的可直接实施性。诚然，法官和检察官员额数量决定于法院审级、检察院层级、案件数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当地人口密度等多重因素。此前法官和检察官的考核、奖励与惩戒都是单独成章，此次修改都将它们合并为一章。有鉴于此，笔者拟对新修订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之规范内容属性予以扼要评述，以为今后的全国人大组织性立法之发展与完善提供一个认知基础。准此以观，该等缺乏规范性和操作性的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或者沦为一纸具文，或者被法院和检察院的考核者根据自己的偏好而制定具体的考核方式所取代，从而各地各级法院和检察院在考核问题上各自为政、不相为谋。
第4款则是对现行《检察院组织法》第38条第2款的完全照抄。这两条中的还应当履行与其职务相适应的职责之规定，原本就应是说明性法条，但应当和与其职务相适应之规定表明，本条存在着显著的说明不充分、不清晰，留待日后自由裁量的空间过宽。
然而，《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等组织性立法就不一样了。遴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应当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遴选委员会，负责检察官人选专业能力的审核。
故而，未来时机成熟时，应严格按照构成性规范的基本要求对之予以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在国家中央层面，此类立法诚然需要预留适度的因地制宜空间，以为地方人大及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储备足够的规范空间。
这些要求对被要求之人皆具有拘束力，此即法律规定之‘规范的性格（normativer Charakter），而一般性是谓其所要求之对象并非专对特定的案件，而是在其效力所及之时间与空间的范围内，对一切这种案型有其拘束力。具体哪6种情形，读者检索起来易如反掌，为节省篇幅，就不在此复制原文之规定了。由此看来，对于《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制定者而言，执行宜细不宜粗的组织性立法原则依然道路漫长。（三）关于法官和检察官的义务，《法官法》第 10 条第7项规定通过依法办理案件以案释法，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检察官法》第 10 条第7项同样规定通过依法办理案件以案释法，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宪法》第 131 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3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此外，再伟大的判决都有一方败诉，对于败诉方来说，他们恐怕宁愿拒绝法官提供的这种裁判服务，如果他们可以选择的话。
《法官法》和《检察官法》不应将此等议题委托出去，而应由它们本身予以绵密之规定，否则，《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效力性与权威性将取决于其他法律法规乃至红头文件这种另行规定了。除《宪法》外，《刑法》亦要求法官和检察官忠实地执行宪法和法律，对于法官和检察官不忠实地执行宪法和法律从而构成犯罪的，《刑法》规定了贪污罪（第 382 条）、受贿罪（第 385 条）、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第 397 条）、徇私枉法罪。
如《宪法》第 41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长期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都是秉持宜粗不宜细的粗放型理念。
环顾当下我国各级法院和检察院，拖延办案、贻误工作现象乃是盛行已久、司空见惯之常态。总之，有关检察长等检察官的任免主体及程序，《宪法》《检察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相关条款规定得较为详尽，根本用不着《检察官法》再啰嗦一遍。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然而，在法官和检察官退休制度问题上，大修之后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却一字不差地继续沿用1995年《法官法》和《检察官法》之规定，真不知这种大修的实质意义何在。
易言之，如果立法者不能进一步说明和解释拖延办案和贻误工作的判断标准在哪里，那法院和检察院的惩戒委员会事实上就不可能仅仅依据这八个字就来处分某位法官、检察官。在两法正文中皆无有关法官助理和检察官助理之规定。
[18] 《法官法》第58条第1款规定法官实行与其职责相适应的工资制度，按照法官等级享有国家规定的工资待遇，并建立与公务员工资同步调整机制，《检察官法》第59条第1款规定检察官实行与其职责相适应的工资制度，按照检察官等级享有国家规定的工资待遇，并建立与公务员工资同步调整机制，此等规定尽管比第2款略为详细，但同样缺乏基本的可操作性。《法官法》上的此等复述性法条，丝毫不会增强各级法官任免的程序性、合法性与权威性。
但这样一来，法官员额和检察官员额数量的规范化问题就变得愈加复杂。[13] 法官和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具体如何组成及其具体如何运行，对于遴选结果至为关键，相关研究可参见刘练军：《司法官遴选委员会运行机制初探》，载《财经法学》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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